如无意外，广东2023年的生产总值将迈上13万亿元的新台阶，以十分之一的经济总量居全国之首。

　　过去40多年来，广东屡屡创下多个全国“首次”和“第一”。面对当前国内市场有效需求不足，部分产能过剩以及外部环境愈趋复杂多变等问题，广东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了2024年经济工作重点，针对政策供给、实体经济、扩大内需、扩大制度型开放等列出10项经济工作任务。

　　“40年来，广东的产业结构紧贴全球前沿市场，在模仿中学习，在改造中深化、补充，形成了广东领先的局面。”自上世纪80年代南下以来，广东省政府参事王珺是广东较早一批从事企业、产业和区域发展研究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广东在2023年出现回升向好的态势很不容易，还需要适应一段新旧动能转换的过程。

　　近日，王珺在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下称：南方财经）专访时建议，广东要通过创新培育更多的高技术含量的新创企业，推动新产业不断涌现和发展；加快推进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赋能传统产业，通过数字化与制造业融合，加快制造业生产环境改造。

　　对于2024年，王珺认为要着重把握好三方面的工作：把握好外部的变化趋势；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日益丰富的有效需求；进一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在科技创新中区域协作，促进要素跨地区、跨行业和跨所有制的便利流动。

　　王珺：广东的工业发展态势印证了回升向好的判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23年我国经济发展业绩是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的结果。在此背景下，广东2023年能取得这样的业绩非常不容易。

　　疫情之后，社会普遍存在着一种经济爆发式增长的期待。但进入2023年，全球市场需求出现了萎缩。为了抑制通胀，美联储从2022年3月到目前为止已加息12次，基准利率提升到5.25%至5.5%之间，这打击了全球性需求。因此2023年我国外贸受到了明显的影响。

　　广东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比全国平均水平更高。2022年，我国进出口总额是42.07万亿元，占GDP总量的34.92%，广东省进出口总额是8.31万亿元，占GDP总量的64.27%。这意味着外部市场环境对广东的影响大于全国平均水平。当外部市场环境比较有利时，广东经济发展可能会更快一些，当外部环境不利时，广东所受到的影响也会比全国更会大一些。

　　出现回升向好的态势很不容易，至于能否实现5.5%或者更高的增长，我认为要从时间上来观察，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新旧动能转换、适应的过程。

　　南方财经：2023年下半年以来，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快速增长。这反映了广东产业发展的什么变化？

　　王珺：汽车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三大支柱产业是广东经济回升向好的支撑点。近年来，广东省紧紧抓住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标志的新工业带来的发展机遇，以数字技术应用为抓手，大力发展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推动工业结构优化升级，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这要归功于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形成了内外联动的产业链，并带动了广东产业结构的升级。过去广东的加工贸易主要是承接国际市场轻纺工业制品的订单，从事纺织、服装、玩具和中低端电子产品加工装备等。随着RCEP的实施，广东的一些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企业向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转移，这些国家需要大量的机器设备，这就带动了中间技术产品和更复杂的资本设备等上游生产资料的出口。这种产业内贸易发展既推动了广东从加工出口最终产品逐步转向中间品和上游的资本物品，也带动了全国中间产品和资本设备的出口。

　　这其实反映出，过去40多年来，广东的产业结构紧贴全球前沿市场，在模仿中学习，在改造中深化、补充，已经形成了领先的局面。广东以持续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竞争力和韧性为导向，一方面鼓励行业龙头企业发挥在创新驱动方面引领带动作用，布局和整合产业链，另一方面推进“专精特新”等中小企业做强做优，支撑产业链竞争力和吸引力。

　　南方财经：2019年以来，广东第二产业占GDP比重持续回升。第二产业的稳定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意义？要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广东的产业结构还应如何调整？

　　王珺：高质量发展最核心的就是生产效率，而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结构的调整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推动社会扩大新的就业领域、新的就业机会。所以，广东不能仅仅看制造业的占比，还要探讨下一步如何在提高质量、效率的基础上保证第二产业占比的稳定。

　　当广东的产品从最终产品向中间品、资本物品转型时，自然会带动更多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会拉动新的就业。要支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广东还是要把握新工业的两种发展趋势，即专用性技术日益细化和不同专用技术融合化，根据每个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以缺什么、补什么的方式，推动不同技术在企业内部的复合式发展。这就要求，广东要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的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

　　一方面是创新培育更多的高技术含量的新创企业，通过新产业的高附加值和高盈利性，吸引更多的资源要素进入新产业，从而促进新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不断提高，以此支撑经济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发展不是规划出来的，而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根据业务需要发展起来的，诸如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当然，各地方政府需要根据地方的具体实践，为企业提供更低成本、更便利的软硬件环境，从而助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

　　南方财经：IMF预计，2024年全球经济周期将从增长到放缓、金融周期从宽松进入紧缩。广东处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交汇点，衔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如何主动作为？

　　王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凸显了以稳求进、以进促稳的精神。对于今年的发展形势，有几个层面的分析。

　　首先要把握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延续与调整，这些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溢出效应明显。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多的产业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同时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数量与日俱增，自然也会受到连带影响。因此，广东需要把握外部政策与市场动向，提前预判，化解外部市场变动带来的风险。

　　第二，广东还需要克服国内市场的困难。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放在第一条，其含义是以科技创新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内需是经济的增量，真正的结构性变化是靠供给、靠创新，因此需要加大力度通过创新提供高质量供给，满足高品质需求，同时解决部分低水平、低层次的产能过剩问题。

　　第三，还需要强调的是区域之间的协作要加快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在开放过程中，主要还是在规则规制上的试点，加快推进要素之间的流动在目前变得非常重要。广东要以更大的开放促进改革、促进发展。粤港澳大湾区要好好研究“软件”的开发，关注全球的联通，特别是对标RCEP，在全球区域性合作的过程中，广东要走在前面。

　　南方财经：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技术桥”，可带动两头的生产和创新。这对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有怎样的作用？

　　王珺：落实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广东省委“1310”具体部署，广东还可以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上主动作为。通过深化科技和经济体制改革，切实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在创新链和产业链中间，在把技术开发变成产品、把产品变成商品的过程中，我们还缺少一个环节。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我把它称为“再创新”的过程，要结合每一种产品再创新，也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

　　所以“技术桥”就是解决这个问题。这个环节不完全由教授、企业家跟进，教授懂技术、懂科学但不一定懂生产的具体指标，企业家懂具体的生产制造，但不一定完全懂研发。因此，要有一部分专门的人、机构做这件事情，这就是“技术桥”。

　　这个机构从国家到地方都开始重视了，但是体制上还需要进一步突破。新型研发机构作为“技术桥”首先需要投资多样化，比如政府给1/3的经费，企业提供1/3，通过竞标公共项目再获得1/3，促使这些以转化为使命的中间技术组织持续增强面向市场的动力。

　　在这个方面，广东应该也能够走在前面。这是因为广东创新基础与市场制度在各省市中具有一定的优势，特别是科技型民营企业数量多，这也是科技创新迫切需要转化的动力所在。

　　目前，广东建立了很多研究平台、科研院所，我觉得需要进一步评估，目的在于切实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通过评估深化体制改革，增强面向市场的动力，使技术桥形成双向发力，即一方面加快基础研究和技术向生产转化，另一方面依托技术水平与能力，解决好生产者在实践中遇到的各种技术应用难题。

　　“技术桥“一方面带动全社会的基础研究，公共性基础研究与知识越丰富，越厚实，可开发和可转化的技术来源与机会就越多；另一方面推动新技术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促使创新与生产更紧密地结合。